1952年春,一个从朝鲜战场送来的普通急救包云配资,被送到了北京周公的办公室。
这个急救包,是国内厂家专门为志愿军定制的。
里面装有一小瓶药,和一团止血绷带。
虽然急救包里的东西不多,但在战场上,它却是许多志愿军战士唯一的应急救命装备。
然而,当工作人员打开急救包时,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急救包里的药品已经严重变质,纱布也未经消毒处理,散发着刺鼻的霉味,上面还布满了菌斑。
与急救包一同送达的,还有一封来自志愿军总司令彭老总的电报。
电报中,彭老总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。
他报告说,由于后勤药品质量低劣,前线已有成千上万名志愿军战士因感染问题在后方医院中牺牲。
目前,他已下令销毁志愿军手中的二十万个劣质急救包,并希望后方单位能彻查此事,严惩不法奸商。
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,彭老总很少如此动怒,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
很快,这一消息从总理办公室传到了教员那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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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员看着那个发霉的绷带,沉默了许久,然后说道:“这样的奸商,必须严惩!”
随后,一封急电发往了上海的陈毅,要求他立即彻查这批药品的来源。
接到命令后,陈毅迅速展开调查。
通过订单记录,他很快将目标锁定在了上海药店“大康行”的老板——王康年身上。
此人,正是此次假药事件的罪魁祸首。
混世窃财 / 点亮爱心 支持我们
第
一
段
王康年出生于浙江杭州,正值国民革命时期,国内局势动荡不安。
但他凭借家庭条件优越,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。
1941年,在父母的安排下,17岁的王康年进入上海大亚电台工作。
报务员的工作相对轻松,每天只需跑跑腿,收入却颇为可观,一个月能拿到十多块现大洋。
这已然是混得相当不错的人了。
但熟悉王康年的人心里都明白,他可不是个能安分守己的主儿,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待在电台工作呢?
在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,他便琢磨着要换个工作。
毕竟光靠那点死工资,哪能发大财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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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工作时,他从电台里听到了经济行情和商业资讯。
这对他来说,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。
从那以后,他每天都准时收听这个节目,慢慢培养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经商能力。
很快,机会就来了。
经媒人介绍,王康年与公共租界巡捕的女儿结了婚。
这位新女婿,看中了岳父在当地的名望。
于是很顺利地在上海西藏路盘下了一家店铺,取名为大康行,做起了杂货生意。
起初,他拿雪花膏和万金油来练手,从中赚取差价。
虽然生意做得挺顺手,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点小利润,想要干一票大的。
当时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,药品成了市场上最紧俏的物资。
王康年一眼就盯上了西药生意。
只要能把这块生意做起来云配资,还愁没钱赚吗?
他立刻把店铺改成了大康西药行。
但西药生意需要可靠的人脉和资金,他一样都没有。
于是便动起了歪脑筋。
他在经营中,加入了寄存业务。
很多药商来到上海后,都会把货物存在大康行,等找到买主后再取走。
王康年却私自把这些药物拿出来卖,这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。
一番折腾下来,他确实赚了不少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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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等到货主来取货时,他却只能耍无赖。
仗着岳父家的威信,他蛮横无理。
这种事,偶尔发生一次还好。
但如果总是这样,那可就坏了上海药店的名声。
1949年5月,上海即将解放之际,当地商人联合起来把他告上了法庭。
但那时,国民党政府已经乱作一团,谁还有心思管这种事呢?
王康年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了一劫。
可他并没有看清形势,还以为仗着蛮横耍赖就能继续混下去。
等到解放后,市政府为了恢复经济,让很多商店重新开门营业。
王康年之前的过错,也在工商部门的调解下得到了解决。
看到这样的局面,王康年决定再趁机发一笔财。
他靠着投机倒把的手段,在上海滩混得如鱼得水。
他依旧故技重施。
解放军进城的消息,王康年早早便得知了。
他迅速抓住这一机会,将自己伪装成积极分子,还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一员。
凭借与前政府的人脉关系,他解决了不少难题,进而当上了副会长。
这一职位,让他声名鹊起,成为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。
许多商人想方设法与他攀上关系,才能跻身这一阶层。
王康年如今稳坐高位,掌控着令人眼红的社会资源。
只需动动嘴,金银财宝便自动送上门。
然而,他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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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段
人,又怎会轻易满足呢?
贪婪是人的本性,面对金山,又有几人能克制住不伸手?
王康年在交易中不仅抽取佣金,还对货物动手脚。
几乎每次他都以次充好。
由于残次品数量少,对方并未过多计较,这让他愈发胆大妄为,掺假的比例也越来越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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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,从淮阴来上海的机关单位打算采购一批药品。
王康年近水楼台,与对方签订合同时,他的仓库里除了空箱子外一无所有。
于是,他拿着定金找到哥哥王康庆,两人合谋赶制药品。
没错,是他们自己动手制作药品——将复方大黄酊和自来水按三比一的比例混合,摇身一变成了西药。
他们用这种方法云配资,制作了几百磅药剂。
从外观和气味上看,旁人根本无法察觉,只要不使用就发现不了问题。
1950年,皖北军区派人前来采购药品。
这是他们首次接到军方的订单,需要300磅止咳糖浆。
这东西不难弄到,也不值钱。
但王康年仍不放过机会,私下派人去外地收购了一批过期的糖浆,再转手卖给部队。
部队回去后发现,糖浆早已过期。
质问王康年时,他竟然反驳道:“反正又吃不死人,有什么关系。”
不久,朝鲜战争爆发,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封锁,导致大量西药无法进口。
部队对西药的需求量急剧增加。
此时,苏联成了我军的战略物资供应国。
王康年趁机宣称自己有稳定的进货途径,成功揽下了几笔大订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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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11月,志愿军后勤人员得知消息后前来,指定了几种当时极为紧缺的药品。
并表示,在上海只有王康年敢保证能买到。
于是,志愿军支付了定金。
然而,王康年并未将定金用于购药,而是偿还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后,便将此事搁置。
当上级催货时,他谎称货源紧张,需要再给一个月时间。
就这样,他两次拖延交货时间。
志愿军实在等不及,直接派人到前线收货。
无奈之下,王康年竟将废旧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打包发货。
其中有些器械,还是二次使用的。
他还声称,剩下的货物还需一个月才能到药店。
伙计见老板如此行事,心中十分惶恐,担心日后军队追究,这可是要掉脑袋的罪过。
但王康年却满不在乎,他说:
“前线那么混乱,谁会在意你的东西是否过期?”
“再说了,人死了也不能全怪我的东西啊,打仗流血牺牲不是很正常吗?”
结果,发往朝鲜的医疗包中,有几十万个发霉的纱布。
上面布满了各种致命细菌,导致使用过的志愿军伤员伤口感染,白白牺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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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是,那些受伤后为了不给集体添麻烦,缠上纱布继续作战的战士。
一夜过后,就开始持续发烧。
战斗结束后才发现,伤口已经腐烂,至少需要截肢。
王康年究竟凭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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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段
他连部队的物资都敢造假,其实是因为他通过利益输送来达到目的。
1951年10月,荣康医院的采购员来到上海求购几台X光机。
王康年闻讯后,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。
可想而知,外勤部随后对采购员进行了公关,最终双方敲定了合同。
王康年设法从英国购买了机器,并通过港市海关运入国内。
医院同意以2.5亿元的价格购买,并一次性支付了款项。
毕竟,让王康年垫付这笔巨款,他也没有这个实力。
王康年拿到钱后,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起初大家还以为,他去联系厂家了。
整整一个月,都未见有人现身。
医院方面心急如焚。
原来,这所医院是隶属于志愿军部队的军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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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前线有大量伤员回国,急需进行X光检查。
而X光机,是当时最为可靠的医疗设备。
经过多方努力,众人终于在上海郊区找到了王康年。
他声称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,最快也要三个月后才能交货。
合同已经晚了两个月,医院无奈之下只能答应。
这次,王康年倒是如约交货了。
他深知如此大额的交易,绝不能拖延太久。
然而,医院收到机器后,打开一看便发现了问题:使用说明与机器功能完全不符,并非他们之前求购的型号。
经核实,这是一台法国产的X光机,提货价仅为1.8亿元。
这意味着,一台机器他就能赚取7000万的暴利。
更令人气愤的是,其中两台机器内部的核心零件缺失。
若要启动机器,必须从法国原厂购买零件,导致3亿多人民币白白浪费。
王康年的行为,激起了志愿军后勤领导的极大愤怒。
经过多方搜集证据,他们将他这些年来向志愿军供应的问题物资全部取证,并一并提交给了中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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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。
在公安的调查过程中,那些收受贿赂的干部还试图为王康年掩盖罪行。
最终,在陈毅的亲自指挥下,1953年2月,王康年被正式逮捕。
为了给人民和志愿军一个公正的交代,当月,上海市法院就以王康年行贿、偷逃漏税、盗骗国家资财等罪行,判处其死刑。
令人震惊的是,王康年被捕后,还拖欠着华东医药公司、河南医院等23个单位的物资未结清。
总价值高达7亿元。
而他这些年来,从新中国身上窃取的财富竟多达26亿元。
大家想想,那时的26亿元。
即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,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巨额数字。
王康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处决,但他的死又有什么用呢?
成千上万的战士,因他的自私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他们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,却倒在了自己同胞的贪婪与黑心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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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康年所窃取的26亿元,每一分都浸染着保家卫国英雄们的滚烫热血。
若按照他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来判处,即便将其处决百次,也难消心头之恨。
王康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创伤,注定了他会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碑上,遭万世唾骂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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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山水文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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